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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羊皮大衣

染疫篇

人类并不只有新冠一种传染病，四十多年前，我曾经直面另一种疾病。

学龄前的我有一段时间住在奶奶家，远离父母兄长，无车马之喧，而有花生瓜子之食。隔壁有个小姑娘，时常来找我玩，有一次看我穿着花裙子，用诸暨话问我：冷不冷？我学着用诸暨话回答她：不冷。她就好奇，既然不冷，为什么要穿裙子。轮到我好奇，不冷才穿裙子。直到有人出面解释，小姑娘问的是热不热。

还没等我把诸暨话学利索，有一天，距离我一百多公里的哥哥得了麻疹。他不过六七岁，我不过三四岁，说起来我不仅帮不上忙，我爹娘应该很庆幸我不在他们身边，可以腾出手来，全力照顾我哥哥。但是我那勇猛无比的娘第一时间想到遥远的女儿：要不，一起得一个吧。在那个号称书信车马都慢的二十世纪七十时代，坐火车都只有绿皮火车或大棚车才能企及的小地方，兵贵神速，我爹很快带着使命出现在我身边。

至今国外民间有个活动叫“水痘派对”——谁家的孩子得了水痘，一群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他家聚会，同染疫，共病痛。科学不赞成大家这么做，所以有规定，水痘发作期的孩子不能去幼儿园或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但是民间有民间的文化传统，而且这种文化传统，跨越时间和空间，东西方竟然极其相似。

作为传染病的水痘传播极为迅速，我真正认识到它的威力，是在2004年。三岁的丫头在幼儿园染上此病，发烧也就算了，全身上下没一寸皮肤是好的，惨不忍睹。虽然在家里被照顾得小心翼翼，然而还是免不了祸及她哥哥。命运是如此相似，时间退回1976年的夏天，兄妹双双染疫这种人间惨剧，同样发生在我和哥哥身上，只是当时幼小，对病痛的记忆不如和小姑娘讨论什么时候穿裙子那么深刻。

没有任何悬疑，没有防范的我暴露在病毒扩散范围之内，很快就如我娘所愿。麻疹是比水痘更为凶险的疾病，发作期间症状之惨烈，我全然不记得，只有通过搜寻资料去了解病情。一直以来，把我娘跟我讲的“出麻”，是当成水痘来理解的，那个金华话里的“麻”，绝对不可能对应的是现今已绝迹的“麻疹”。当我终于肯定罹患的不是水痘，而是已经有疫苗可以杜绝的麻疹，好像小时候的自己，离现代社会有好几个世纪之远。

西方的儿科医生告诉我，水痘患者不能被太阳直射；东方的民间文化认为，麻疹不能吹风。我爹为了照顾我们，请假在家，大夏天的一同用棉被捂起来。但是这个病的病程不短，我爹不能一直请假，后来就是他去上班，把我们锁在家里。

我曾经在几年前突然起意，想知道弟弟出生的时候，我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猜那时的自己在诸暨奶奶家。而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和我娘核对了几个时间点：夏天，那年哥哥还没有上学。于是真相大白，我确实在奶奶家。我以为我爹出差，顺路把我带过去留在那里。其实，是我娘生弟弟期间，他们把我托付给奶奶。本应该在暑期照顾孩子的何老师，为了刚出生的婴儿避免染疫，去了娘家。照顾麻疹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爹身上。

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情，比现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即使风云动荡，不影响弟弟出生，也不影响痊愈后的哥哥，以金刚不坏之身，在夏天过后入了学，在学校里又唱又跳：玉米那么大啊。。。卫星上了天。。。那个夏天的我，无处可寻。以为再也寻不着，又突然冒出来，就像一幅拼图，终于补上了一小块。

我和哥哥生病期间因为不能吹风，被锁在家里，穷尽各种玩闹。哥哥做了秋千，两人互相推着玩。从前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依着现在的规矩，我就问我娘，不担心我和哥哥玩火吗？那门锁着，着火了怎么办？我娘轻描淡写地说：“那门，徒手就能卸下来。那锁，一撞也就撞开了。”说穿了，一切都很单薄。可是再单薄，门就是门，锁就是锁，是个界定标志。

我记得那门那锁。门是两扇对开，人在屋里，用一根门柱顶着，门便打不开；从外头上锁，是一把小挂锁，扣在门环上。我只知道，那锁能撬开，但是不知道，那门能徒手卸下来。

胆小如我，幸好不知道。

家里进贼了

执着于“人就是来世间嬉一趟”的外公，早早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于是，不但和外公家对面的我们有便宜可乘，还有很多乡邻，一到热剧播放时间，便簇拥在小小的电视机前，挤满了屋子，最能体现这种热潮的，当属1984年5月6日之后开始播放的《霍元甲》。

到了次年的正月，热剧还有，但是外公已经仙去，到另一个世界嬉戏了，剩下我们围坐在电视机前。《霍元甲》之后，武打爱国剧并没有中断，还有他徒弟《陈真》，还有他儿子《霍东阁》。每晚看上那么一两集，总是意犹未尽，有些许睡狮猛醒的慷慨激昻。然后有那么一个晚上，看完剧集，我怀揣着残留的激动，三步并作两步第一个冲回家。

初一的时候，体育老师汤健康，花了一个学期教我们打一套拳。当时不知道这套拳的名称，感觉上大概和少林寺或者武当山那么厉害，可以爪变钩，钩变掌。看了《霍元甲》系列，又觉得可以媲美武林大师。我们那小村子据说有武功世家，听来听去，也不过要久习扎马步这样的基本功，似乎也没有我那黑黝黝的体育老师厉害。前几年得身边人提点，才知道那是军体拳，类似于广播体操，舒展筋骨用的。

路灯离家不过几丈远，昏黄却能视物。两扇门自然是锁着的。我一边等我爹来开门，一边不由自主就去摸扣在门环上的门锁。

挂锁有两种，一种是不管开着还是锁着，钥匙都能拔下来。另一种是只有锁着才能把钥匙拔下来。我家的挂锁是钥匙拔下来了，锁没锁好就看责任心的前一种。

锁是开着的，我没有起疑，自然而然认为是谁的责任心没到位，推门而进的同时提醒了一句：门没有锁好。

身后传来我爹的声音：我锁过的。

我爹的话音未落，几乎同时，我一个后退，快速抽出已经跨进屋里的一只脚，而我娘，一个箭步，像真正的武学奇才，穿过我和我爹，冲进屋子，打开电灯。

我和我娘，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有外人来过。只是表现上，我显然略逊一筹，忘记了我会军体拳，也没想起武林宗师的气节。当时我大概还尖叫了一声。我的慌乱没有实质，模模糊糊觉得家门被破外人来过是件可怕的事情，而我娘的紧张是具体的有指向的。

正屋当厨房在用，看不出什么，但我娘察觉到安静得不同寻常。谁家过年时节能没有点鸡鸭呢？但过完年还能有活鸡活鸭苟存的，却不多。我娘在抛下“鸡鸭被偷”论断时，人已闪进睡房。不出所料，箱子柜子被翻了个底朝天。然而，一眼望去，并不狼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倒出来，用床单直接打包带走了。

洗劫一空。

一贫如洗。

中文真是神奇，任何事情用四个字基本都能说清楚。

报警，派出所来家里查看，一一记录。只是记录物件，物件背后的故事，并不在案。

虽然家里不宽裕，但小孩子每年过年的新衣新裤，都有，前两天它们刚刚换下来洗干净收进箱子，这时候都被打包带走。我很痛心我的那条新裤子，我娘度让给我的。她眼见我和她差不多高了，就把她的一条深蓝色的九成新裤子给我过年穿。那裤子的材料，有弹性，有一点点亮光，更不同于以往的是，它有型有款，穿在身上，会给人以亭亭玉立的幻觉。

还有一条我珍爱的围巾，五年级那年我爹从北京回来时买给我的。粉红色，嵌着几条银色的丝线，丝线不是羊毛，但大人仍把它叫做羊毛围巾。我爹也送了我娘一条，长度宽度厚度都是我那条的两倍，驼色，也在被偷的名单里。

那个晚上，异常忙碌。但是失物后来一直没有找回。派出所来查看之后，还带走了家里的一把大刀，锈迹斑斑，但仍不失看起来很大，像婺剧《小刀会》里演员的道具，也像砍在鬼子头上的那把。它本来沉在屋后的那口池塘里，无名无主，被哥哥意外捞了起来，在壁角立了好多年，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从眼前消失。

我对家里失窃的记忆刻骨铭心，它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好在当时，我并不晓得不仅是锁，连门都能随便破开，以致少了许多无谓的害怕。

羊皮大衣

1985年的正月，我的第一件滑雪衣，每天穿在身上，在失窃那晚逃过一劫。当时我的同桌黄同学有一件桔黄色的滑雪衣，突破了冬天棉袄外头罩布衫的传统穿着。我看着眼热，跟我娘逛店的时候也要买一件。那家店只剩了一件红色的样衣挂着，我试了试，刚刚好。我娘有些为难，刚刚好意味着我穿上没几天，就可能太小了。对于精打细算才能有一点节余的家庭，一件二十多元只能穿一个季节的衣服，显得有些奢侈。不过我娘为了成全我小小的心愿，还是买下了。虽然滑雪衣得以幸存，但也如我娘估计的那样，穿了没多少日子，就不得不舍给了我的一个表妹。表妹好喜欢它，同时看上了我穿在身上的那件，童言无忌地问我，姐姐你能不能长得再快些?

要说家里最值钱的衣服，当属我爹的羊皮大衣。好笑的是，它是卡其布面料的，为什么大家叫它羊皮大衣，我也不知道。这件衣服在那晚也穿在他身上，避免了再次失踪。为什么说再次失踪呢?因为它曾经失踪。

1973年，我爹去宁夏支援地方建设。同去的还有其他三个工友。宁夏的冷，不是我们这些南方人能想像的。在我童年的故事里，有我爹讲述的各种宁夏的天寒地冻。比如男人拉小便，小便还没落地就冻上了，所以要拿着根棍子，边拉边敲打。那边盛产许多的毛线，虽然全羊毛的，但工艺不够好，织成的毛衣会扎皮肤，弄得人痒嘻嘻。因为冷，宁夏的市委书记就给这四名工人批了个条子，允许他们购买大衣。这大衣要价四十元，一个月的工资都不止，但没办法，该掏的腰包还得掏，如果没有特批，有钱也难买。

我爹完成任务回家的时候，据我娘描述，马瘦毛长，一整个乱遭遭的脚上的皮鞋开裂，一枚钉子敲打在鞋帮上。身上背了个蛇皮袋，里头都是各家托带的会扎皮肤的毛线，也有他自己那件老贵老贵的大衣。

有长辈怀念那个时代，说是民风淳朴，民心醇厚，没有偷盗，一团和气。我不肯承认的。我那时还小，不懂事，但多多少少记得点马路边的灯柱子，偶尔会绑着被抓的小偷，脱光了上身，精精瘦，被烈日晒，被众人打。那些都是从别处流窜过来的，本乡本土大家混个脸熟，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多没意思。我爹的羊皮大衣，就被过路客顺走了一回。

门是锁着的，一觉睡醒，羊皮大衣不见了。窗格子缝隙很大，大概从窗户里被钩走的。报了案，一时间也没有结果。

有一天，有亲戚在某处听闻，有人在吹牛，说是身上这件衣服，宁夏市委书记批了条才买下的。亲戚一想，哪有那么凑巧的事情，赶紧来家里告知。这边派出所带上人去调查，穿大衣的人说在菜市场买的，那菜市场距金华以西四五十公里。卖衣服的人很有生理特点，于是人也抓到，衣服也要了回来。

等到我再长大些，这件大衣我没再看到冷天里我爹穿着，大概压在哪个箱底了又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是搬家，我再次看到这件羊皮大衣，我娘又称它为派克大衣，卡其布面料掀开着，露出来一大片白花花的长长的羊毛，粘附在一层老羊皮上。我哑然失笑，原来是这么的货真价实，不仅有羊皮，还有羊毛，以至于让我想到陕北的牧羊人，头上扎着白毛巾，身上穿着羊皮袄，仰头唱信天游，低头抽烟袋子。我确实想笑，从派克大衣到陕北人民，他就隔着一层卡其布。

记忆里残存的飞絮，飘忽不定。通过讲述一件件事情把它们串联固定下来，在时间轴上为它们找到相應的位置。而为了一件衣服兴师动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