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yin
他乡月明
我娘说起家里的第一只冰箱，凤凰牌，花了1700元。她念念不忘那冰箱的质量是真好，要不是密封圈老化，舍不得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1700元大概相当于一个人全年工资了。我在她的叙述里全然没听出来，就这么用掉去有什么可惜。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于家里出现了冰箱这样的新鲜事物，我并没有太激动。别人家的一只冰箱，输掉了我的一篇文章，这事说来话长，我娘并不知道。
1987年，高二，语文老师叶昇布置了一篇课堂作文，要我们讴歌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变化。
叶老师是文科班六班的班主任，来给我们理科四班上课并没有多久。整个高一，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是何谈野老师。何老师上课极为生动，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他基本上唾沫横飞脱离课本能讲上半小时，剩下的时间才就课本重点讲一下修辞文法中心思想这种枯燥的知识点。我真是爱极了这样的老师，他们把讲台当作舞台，倾心演绎才华，生动塑造了一个个个性突出的文章作者、小说人物。何老师讲《荷塘月色》，在大白天的教室里营造出夜深人静气氛，一个踱步，一个背手，卷一本书，把自己化身成为朱自清，那看不见的妻女，正在梦中沉睡。那不只是一堂语文课，更是一出一个人的脱口秀。
可惜何老师因为爱情，调离了金华，去家乡和爱人结婚了。我记得的不只是他课堂上的风采，还有在早读课时，悄悄提醒我坐姿端正，俨然我只要挺直脊背，稍稍昂头，便是半个民国。
再往前推，教了我三年的初中语文老师龚国军，也常常是声情并茂，把课本当成剧本。讲《荆轲刺秦》一文，龚老师说到“王负剑”时，为了让学生了解两千年前那一幕，情急之下，他竟然在教室角落的一堆扫把中抽了一把出来，双手过头，反手将那蒙灰积垢的扫把背在身后，模拟秦王背负宝剑张惶绕柱逃窜。课堂顿时热闹起来，却不是无端端的吵闹。那一刻，龚老师就是秦王，秦王就是龚老师，而我们，都想当荆轲。
叶昇老师虽然不像之前两位老师年轻，但精力同样旺盛。他讲曾经的十年，如何荒诞，语录之下，莫须有的罪名。曾经年少的我们，听他笑着讲，听完跟着笑，并不懂那样的愤慨和心酸。叶老师对改开十年的热切，我同样不懂。
虽然龚老师对学生写作文的要求，选用的题材和立意要新颖，不要人云亦云。但我怎么知道我选的材立的意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按照龚老师的办法，第一个念头不要用，第二个，最好是第三个，大概会和别人不一样了。我试过这个办法，每当大考我就忍不住要试，结果就是离题。
改革开放十周年的命题作文，题目是《我家的变化》，我又作死，别出新裁去赞美人们的精神面貌去了。
写这篇作文之前的一年，1986年，我爹按要求进了一个学习班，全国厂长经理学习班，不是泛泛而学过过场，是要参加统考的。我爹学得很认真，背书本上划线的重点，和其他同志讨论课程内容，看起来比我还要辛苦些。后来他顺利通过了考试。我把我这闭关修炼的爹写进了作文。但是没有写他参加学习班，没有突出他如此刻苦是和我一样为了考试。
虽然我爹几十年如一日写工作日记，那密密麻麻的纸面上，有我看得懂的工作内容，也有我看不懂的生产过程反应方程式，但我不能写他工作日记的事。变化是要从无到有，习惯使然的工作日记，并不能体现他和时代的联系。我写我爹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求知欲暴发，半夜灯光下，他伏案读书的背影，和朱自清他爹的背影有得一比。
然而我爹参加学习班时，吃住都在江南的一个招待所，除了周末平时不能回家。我们想他了会去看他，顺便把他的伙食分掉一半。半夜伏案的背影，我们是看不到的，能够编出来，完全借用了我娘的形象。
我娘身为教师，不光出试卷考她的学生，也还要被人家出试卷考，她称之为是函授。我在她的函授语文书里读到过《黔之驴》，后来，那头驴也被“好事者”们搬运到了我们的中学课本。
有一个夜晚，我娘督促我睡觉。她是用金华话和我说的，说她忙得很，还有“鸡沃”要做，不许我吵她。
在我有限的词汇里，本地方言“鸡沃”，就是鸡粪的意思。这令我非常非常困惑，家里当时是养了两只鸡的，鸡是会拉鸡粪的，我娘是要拿鸡粪做成什么。但又不敢问，怕坐在桌前，拿后背对着我的娘发脾气。好在小孩子一觉睡醒，又是新的一天，从前的烦恼没有了，问题也没有了，关于鸡粪可以做成什么也抛之脑后了。
直到我读初中，鸡粪的困惑总算有了答案。新学期开学，有一门课叫《几何》，我娘拿着那本书大声地说，鸡沃啊。这一声鸡沃，有醍醐灌顶之功效。我在以后的学期里做了好些几何题，产生了另一个困惑，不知道我娘当年，是如何在昏暗的灯光下把辅助线一条一条画出来的。
即便知道我娘辛苦，我也不能就这样把她写进改革开放的作文。那都是我小时候的见闻，还是不符合变化的命题。家里当时真正的变化，是家都没了。他们把我住了十几年的三间平房拆了，要造一个新房子。这事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太庞大了，没法写。
命题里还有“我家”这两个字，愁死我了。我家人多，除了我爹娘，还有我哥哥和弟弟。我不能写哥哥喜欢打鸟，得写积极向上的。
哥哥工作以后，我娘希望他还是能继续读书，于是给他报了夜校。夜校在当时是个很流行的存在，不仅我哥哥，还有我表姐，工作之余，都自费去学校听一些老师讲课。
哥哥在夜校的第一学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披星戴月觉得学到了很多之前中学里学不到的实用性极强的物理知识，有空还说点给我听听。第二个学期还没有开学，有封寄到家里来的信，是他的。他当着我的面拆开，那是第二个学期的开学通知。哥哥略略看了一眼，停顿了一下下，接着做出了一个令我目瞪口呆的举动。他把通知书塞进面前的煤炉，一阵火光，通知书化成了灰烬。
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没有夜校，没有通知书。我被哥哥要求不准告诉任何人。但我没有忍住，那么重大的事情，自毁前程的事情，家长怎么可以不知道。于是，过了好些日子，我还是告诉了我娘。我娘很平静，她是觉得事情有些奇怪，但是不想读的话，就不读了吧。
我娘可以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可是我就很难办。我是多么需要一个工作之余还在上下求索不断攀登的哥哥，来帮助我完成这篇命题作文。不过老师说过，写作这种事，要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幸好我还有个表姐在夜校读书。
夜校的课程根据不同的人群设计，不是千篇一律，这是我给表姐当陪读才知道的。表姐选了文科类课程，历史地理的资料抛在我面前，厚厚的一叠，和哥哥的电工课程不一样，让我叫苦不迭。我唯一能坦然面对的是她的数学。一张一小时的数学卷，十分钟我能替她搞定。我是真的了解一部分夜校课程的，所以李代桃僵，哥哥和表姐就成了作文的一部分。
这篇课堂命题作文，交上去后，隔了一星期，叶老师把批改好的作文本发回给我们，同时，到我这里，还多了几页空白的作文稿纸。
叶老师说他选了两篇学生作文给《金华日报》，一篇是他班里的汪同学，一篇是我的。我很是惶恐，改革的春风这样鼓舞人心的话，只能是别人说给我听，我怎么可以说给别人听呢。不过，可以把作文登上报纸，也是很值得骄傲的吧，我爹也因此可以看到他的形象跃然纸上了吧。
我爹很喜欢把报纸上的内容带进家庭生活。有一次，他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告诉我那是苏东坡的一首诗。那时我还只是小学三 年级，刚刚能够背床前明月光，神智体这种稀奇古怪的诗歌形式我没有接触到过。我爹很有耐心，把歪歪扭扭的字写成了四行字：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瘦竹筇。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
我觉得挺稀罕的，为了表现这种稀罕，强记了下来，第二天带到学校去卖弄稀罕了。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几个画一样的字，让我记住了这首诗，还是因为这首诗，让我一直能把这几个字画出来。现在想想，能够记得大概是因为可以卖弄。
我假想过，当我爹在本地的《金华日报》上看到他女儿的文章，一定会开心地骑着车子飞起来，虽然不会很直接地表扬我，但欣喜是掩盖不住的。我后来在网上写文章，到哪里都把我爹一道拽过去看。他也在网上注册，在我文章后头评论，但那已经不是为了鼓励和肯定，而是为了彼此看到。
那篇《我家的变化》，我还没有告诉我爹会登上报纸，叶老师就来告诉我，两篇待选的文章里，我那篇没被采用，报社用了另一篇。
另一篇汪同学的文章，据说开头是这样的：汪同学放学回家，看到楼里的邻居们围着一只冰箱大声嚷嚷，汪同学很羡慕有冰箱的人家，没想到这次这只冰箱就是抬到他家里去的。
所以我娘回忆家里的第一只冰箱，我就回忆起汪同学家里的冰箱。回忆里都是满满的得而复失的惆怅。别人家买了冰箱，生活眼见越来越好的亢奋，和我的文章落选格格不入。
家里第一只冰箱，不光我娘有感情，我也是有感情的。自从有了冰箱之后，我娘泡的藕粉，我爹做的西红柿拌糖，都会放进去冰一冰再吃，味道果然比从前要好很多。对于我来说，有冰箱最大的好处，是从此以后，实现了雪糕自由。
离家几百米远的肉联厂，从前是为全市人民提供生猪肉的。八十年代后期，肉联厂也开始生产各种雪糕，毕竟厂内本来存放肉制品的巨大的冷库是现成的。依着我娘的脾气，东西不是以斤为单位买，那样子吃不过瘾。比如她说苹果，不是说买个一斤，而是说买个一筐。又比如说1986年的夏天，她说买点西瓜，这个一点是多少呢？这个一点把一辆手扶拖拉机的车斗都装满了。
1986年的夏天，我娘花了90元买了一车子的西瓜。当我问她，那到底有多少斤，我娘说不知道。按照当时的物价，我已经无力估算这一车西瓜到底有多少重。
那西瓜刚运到家门前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从车子上卸下来一个个一趟趟往床底下搬，感觉一整个夏天都有了着落。但很快，我娘发现这么多的西瓜是有问题的。西瓜从床底下满出来了，满了半间屋子。
连续吃了几天瓜，不光我们自己吃，我娘那些姐妹都来拿了吃。我娘还找哥哥商量，是不是卖掉一些。
卖西瓜这种事，对哥哥来说，或者对我们全家来说，从前没有过的。不过哥哥不怕，无师自通的事情他太会了。他去借了一辆三轮车，装了些西瓜，拿了把称，就把车子拉到河盘桥的小店门口开张了。我那时正值初三暑假，在家里正无所事事，卖西瓜这样的新鲜事，我是要去蹭一把的。
河盘桥曾经非常热闹，人来人往，哥哥的西瓜摊生意兴隆。哥哥好脾气，从来都是笑眯眯的模样，但是有一点不好，他不是个坐的住的人，让他一直安安静静守着瓜摊是不可能的。他经常脚底抹油开溜掉去，让我帮着看一眼。
哥哥一走，我心里就发虚。虽然来往的很多都是乡里乡亲，可是他们或许认识我，我却认不太得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打招呼。人不认得，失了礼数也就算了，最重要的是，我连那杆称上的称花也认不得。
那称不是天平称，是用秤砣的手提的杆称。称东西需要单手提称头上那根线，另一只手用来拨秤砣。等到秤砣和物体达到平衡之后，就该把斤两报出来，再把价钱算出来。这套动作要做到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看着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我甚至不知道哥哥在报出斤两之后，是怎么把价钱算出来的，那时候的大脑难道不是一片空白吗？
大太阳底下，哥哥溜了，我却不敢。他越是跑得远，我越是不敢离开。在我的记忆里，那从床底下满出来堆了半间屋子的瓜，似乎只卖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可是因为在那个白天，在某个时辰我一个人不知所措守着那车瓜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周姓同学，从此那个暑假就和西瓜剪不断理还乱了。
至今我眼前还能浮现周姓少年同学的活泼和机敏，当然，那天中午，我和他隔着一条街，互相对视，他狡黠的笑容，我也是记得一清二楚的。
那个暑假，周同学去食品罐头厂勤工俭学。他和他的同伴，骑着自行车，蓦然发现了在瓜摊边张望的我。于是他们停下车子，嘀咕了一会儿，就穿过街道，双双停在了我面前。
作为同学，我们完成了初中三年学业，接下来要各奔东西。我在瓜摊边和同学碰面，职责告诉我，我是卖瓜的，他是买瓜的。
我不知道到哪里找哥哥，周同学已经把瓜挑好了。我学着哥哥的样子，笨拙地称瓜。十三岁的我啊，哪有什么力气单手把一个圆滚滚的瓜提起来。手忙脚乱随便说了一个斤两，周同学也不计较。他没有打算把瓜带了走，要切开了就地吃。
切开的瓜不红。瓜瓤红不红，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不红我也没办法。周同学大概也觉得没办法，他和他的小伙伴当着我的面，一块一块吃起那些不那么红的西瓜来。吃完了瓜，他付给我钱。我把钱收下了。然后，他们和我道别，继续去上班。
等到哥哥出现在我身边，我把之前发生的事告诉了哥哥，还有些许卖了瓜赚了钱的炫耀。没想到哥哥爆笑如雷，笑得经久不息，笑得捧腹弯腰，笑得我莫名其妙。在他的笑声里，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件蠢事。哥哥说，如果是同学，就不要和他算钱，特别是瓜不好，更不能算他钱，还要给他换一只。
哥哥的话无异于马后炮，我没有机会再见到周同学，也就没有机会再送他一个红瓤的西瓜。那个买瓜少年，在那个夏天，成了卖瓜少女心中最尴尬的存在。那些尴尬，源源不断地从时间缝隙里溢出来，堆满了剩余的假期。
一直要到三十年后，经历过很多人生当中比卖瓜给同学尴尬得多的事情后，在同学聚会上见到了周同学。周同学坐着，我过去摸了摸他的脑袋。他剃着寸头，摸上去有些刺手，像极了三十年前少年的青涩。
如果1987年叶老师给的命题作文不是《我家的变化》，而只是《变化》，那么我也许不会挖空心思，用龚老师嘱咐我们的第三个念头去写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很可能写了肉眼可见的生活上的变化，也很可能挑选了火车站的变化。
沿江的金华老火车站，距离我家两公里都不到。我娘已经忘了我遇到周同学那天的晚上，我和哥哥还把西瓜拉到火车站去兜售。
虽然火车站是一个人群汇聚的地方，可是人潮汹涌这样一个景象，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们从火车站经过时的马路变得挤了。路边的水果摊一家挨着一家摆了出来，各式各样的水果码得整整齐齐。站前的一大块空地圈了起来，停放自行车有人管理要收费了，甚至，摆张凳子，放个脸盆搭块毛巾给旅客擦把脸就能赚钱的主意也被聪明人想了出来。我看了一些老火车站的视频，里面没有看到脸盆毛巾的镜头，这大概是属于少数人的记忆，那么当时写到作文里，也会和别人不同。
如果不是因为一车瓜，晚上的火车站，我没有机会停留那么久。玩性还很重的我，跟着哥哥去了火车站，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把车子停在路口的一处空地。那路口往里走一些，有一幢四五层楼高的房子，黄同学的奶奶就住在楼里的某一间。
曾经同桌的黄同学会在周末的时候，放学去她奶奶家，每到这时候我就改变回家的路线，和她以及张姓同学一起走一段。到了火车站，就该分道扬镳了，但有时候她会邀请我们去她奶奶家玩一会儿，我们就不客气地上去。在热闹的火车站，她奶奶家所在却是安静的。楼道宽阔，房间宽敞。她奶奶本是端庄贤静的模样，因为宠爱孙女，对同来的我们也是和颜悦色，我们因此偶尔也会吃到一碗甜品。
沿着黄奶奶家房子边的巷子往东头深处走，巷子里头有一间小房子，我家孃孃就住在里头。孃孃在金华除了我们没有亲人。她病入膏肓，我去看她的最后一次，是一个夜晚。孃孃在美国留学的女儿也回来看她。她拿出一盒美国带回来的巧克力，打开放在我们面前，随口说，每人只能吃一颗哦。这句嘱咐让我娘不痛快，她觉得她的孩子都很懂事，不用叮嘱也知道该怎么做。况且，八十年代，巧克力虽然还算是稀罕物，但在吃的方面，已经不那么欠缺了。毕竟，为了放吃的，我们可以买一只冰箱了。冰箱的冷冻格，可以一下子塞进去两箱几十根从肉联厂买来的雪糕。甚至，西瓜还能多得放不了。
在卖西瓜的那晚，也有很多提着篮子就蹲在路边的外地的贩夫走卒，借着并不那么明亮的路灯，就做起了来往旅客的生意。他们互相大声的交谈。我听得懂他们说的，以为他们是老家诸暨人，兴奋的跑回哥哥身边，跟他讲那群人，那些听得懂的乡音。哥哥也过去，也跟他们交谈，不过跟我讲的是，他们是宁波人。
那些眼见可以让生活好起来的白天和夜晚，那些聪明努力肯吃苦的人，那个劳动可以致富，知识可以变现的时代，在太多太多的文学作品里得到呈现和展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更是常用的词汇。虽然我失去了一次表现它们的机会，但并不代表我永远没有机会表现。
不知道为什么叶昇老师不能再接着给我们上高三的语文课，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陌生的老人。学校有难言之瘾，学生听天由命。高三的语文课堂，从此乏味冗长。瘦弱的陈老师，已经很尽职了，不能不让人同情。每堂语文课，我和他对视，装作很用心的样子倾听，实际上，他完全磨损了我对语文课的热爱。
看到大学第一学期的课程里还保留着语文课，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为什么化工要和语文沾边。这个语文课一开始很奇怪，没有教材，老师让新生们随便写点什么文章，他要看看学生的语文水平。
有什么好写的呢？我爹把我送过来两个星期了，在这所他亲手建设过的学校，他帮我办完了开学所有的手续，帮我擦干净了床铺，帮我安顿好了行李，我送他出了校门，转头，我就迷路了。我找不到校园里我住的那幢楼房了，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暮色里，内心慌乱的我，只恨没有跟我爹一道回家。
仿佛是被遗弃，世界关上了一扇门，却没有打开一扇窗。学生宿舍里没有新闻资讯娱乐信息，一台专人管理的电视机时常被锁着。可是这些都不能写出来，我们习惯了表现乐观积极的一面。
我娘总是怕饿着我，特别是离家这么远，更是在临行前给我的行囊里塞了好多的零食。饼干是论箱买的，罐头是自己拿了食材请罐头厂特制的，她认为动脑筋需要消耗糖，所以小孩子才吃的糖果，她也要给我带着。并且，临近中秋，她给我准备了很多月饼。我吃了月饼，写了《他乡月也明》，回忆了从小到大月饼的不同，那里头，有真实的月饼，也有我爹给我们讲的故事，看不到颓废消沉，都是欢欣和温馨。
很快，语文老师就来找我，要把这篇《他乡月也明》登到校报上去。校报啊，我不以为意，我和同学高三时也办报纸玩，不过没有读者。语文老师还说，这个有稿费，不白写。没有读者没关系，有稿费就好，于是我去见了校报编辑，一个和我爹差不多年纪的马列主义者。
同时，因为这篇文章，我还见了班里的一位男生，并不是我主动约见，而是他找到女生宿舍来了。宿舍登记很严格，男女生互访规矩很多，当时连名字都不一定知道，到女生宿舍需要些勇气。
朱同学说他的文章也被选到校报上去了。然后，他问了我一个很无礼的问题，问我的那篇是不是哪里抄来的。我很想把我没有吃完的月饼摆在他面前，让他也吃，这样或许就能知道是我自己写的还是抄的。
朱同学说他那篇是抄的，问我怎么办。朱同学寝室里不知道是谁的一本杂志，上头有一篇下围棋的文章，他觉得好，就原封不动的给抄上去了。
我突然就可怜他了。是啊，语文老师没说摸底用的文章是要选两篇给校报的，校报的读者不止是学生，还有老师，还有校领导。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安慰他没关系，只要抄的不是名家的文章就好。一篇校报上的小文章，谁会在意呢。互联网、搜索引擎这些概念，要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广为人知。一篇下围棋的情趣文，和我的原创吃月饼文一样，人们肯看一眼已经很好了，看过一眼也就忘了。不过，我的变成了铅字的文章，可以寄回家，让我爹娘欢喜。
校报编辑经常找学生约稿，还组织学生举办纪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活动，同时非常反对学校的圣诞舞会。我应邀写过文章，组织过朗诵毛主席诗词表演，但是，没有学生愿意禁止圣诞舞会。
我三天两头给我爹娘写信，告诉他们学校里的事情，偶尔夹杂着一两篇发表了的铅字。我娘每信必回，写得比我的要长，毕竟，她所处的环境，接触到的事物和见闻，比我的更开放，信息量更大。记得我写的一篇读后感刊印出来，开头是：“我也不清楚现在流行哪个作者的文章，那天下雨，在书店躲雨，随手买了一本贾平凹的散文集。。。” 没想到没过多久，校园里疯传起一本《废都》的小说，里头有著名的此处省略多少字的写法，作者赫然就是贾平凹，不免嘲笑自己的孤陋寡闻，丢脸丢到太平洋去了。
又一年中秋将至，将知天命。当年在《他乡月也明》里头写的故事，是小时候从我爹那里听来的：牛的眼睛大，看什么都大，牛因此胆子小，行事小心翼翼；鹅的眼睛小，看什么都不如它自己，胆子大到连人也敢啄。那时没有悟到故事隐喻，原来此眼睛不是眼睛，而是眼界和见识。沧海一粟，书生意气早已殆尽，最适合不过家常里短，笑谈身边二三事。
谢谢我娘这些天对文章的审核，帮忙校对错别字，修改语句不通顺、意思不连贯之处。我的很多回忆，建立在她支持的基础上。中秋将至，谨以此文，祝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