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yin

1999年，遇到一位姑娘

张局把我叫到办公室，寒暄之后，谈话进入正题。新大楼那边的话务室，缺人手，如果我去的话，可能需要上夜班，让我考虑考虑。我想我一个刚出了校门工作才两年的年轻人，除了年轻，一无所长，只能是工作挑我，哪里轮得到我挑工作。对于现实，我也明白了，从前我爹一直灌输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只能是哄学生娃用的。天下没有那么多条路，给你一条，爱走不走。不就是上夜班嘛，我没有一丝犹疑，胆气十足很爽快地回答，没问题。

我还有个小算盘，去话务室工作就是去当个话务员，接听电话而已，正合了我懒散的性情。之前在张局眼皮子底下工作的这两年，他可算看穿了我的本性，也算是知人善任。张局见我一口应承下来，便连连说好，之前七拐八弯似乎难以表达的语句一下子顺畅了。领导城府深，心有激雷而面若平湖，普通人并不能领悟真正的意图。我前脚出了办公室，后脚张局就把我的豪言壮语传去了新大楼，新大楼领导李总不仅照单全收，还额外发挥，表扬了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到底年轻啊，我只顾着沾沾自喜，想着这名利双收的便宜是被我占到了，全然没有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新大楼是给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的献礼，是当时市里最高的一幢楼。既然意义非凡，设计和建造上便特别用心。我去报到的时候，才知道慢工出细活，大老远就瞧得见的玻璃幕墙里头还在精雕细琢。我工作的岗位，那个位于十三层楼的话务室，还只是个空壳子，要什么没什么。彼时电梯还没有正式开通，上上下下尚需拿脚力丈量，那个我本命所在的空中楼阁，看得我两脚发软。原来这口饭没那么好吃，烧饭的灶台要自己搭，柴火也要自己捡。

底楼有供给大楼需要的电暖设备，整天轰隆隆作响。我到处晃荡的时候，认识了几个水电暖的新同事，也看到了那些横过来竖过去的管道和大大小小的阀门。出于对专业的热爱，我立刻就想找领导请缨，这才是我的老本行，能不能让我去当个管道工。但是一打听，已经有小施同学抢了先，这活归他。为什么称他为同学而非同事呢，因为我觉得称同学显得更铁一些。

小施同学两年前和我一起开始混社会。大学生在很多人眼里就应该是无所不能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都是最基本的，这真是天大的误解。我娘一再告诫我上班要手脚勤快，在我看来，初出茅庐的学生的真实定位就该是：纸上得来终是浅，端茶扫地擦桌子。张局曾无数次在我面前提示，幸好是在这样一个工作环境，有如此友爱的一群同事，否则去别处试试看，哪里还能轮得到我这样一个新来的实习生整天咧着嘴乐呵。

小施同学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计算机专业分门别类也很多，八九十年代的大学，正面临百废待兴的教育窘况。当时书店的计算机专业书籍，很多是没有价码的，随行就市。我在学校里无所事事时，以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态度，看完了一本windows系统，还有一本Dos操作系统，知道摆弄那上头的字符和挖地雷或者打扑克脱美女衣服的电脑小游戏完全是两个世界。但当时就有人觉得交给小施同学一个键盘，他能打造起一个王国。为此我很是同情他。

眼看小施同学撸起袖子就做了我该做的活，我估摸着我们的私交还不足以让他同意和我互换工作岗位。我曾经认识的话务员，是位女性。小时候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我就会去我爹厂里，一个乐趣是游荡在厂图书馆，还有一个乐趣就是和厂话务员打电话。年轻漂亮的厂话务员的一只手臂是假肢，永远戴着白色的蕾丝手套。她的转接室一面墙上都是各种接驳，她用一只手就可以插拔，完成转接任务。我爹都是事先把我带到她那里，告诉她小孩子要和她说说话，然后我再回到我爹办公室，把电话打给她。她会把电话接起来，耐心回答我一些无聊的问题，诸如晚上会放映什么影片之类的。那时候的电话就是一种眼见为实，耳听也为实的新奇玩意儿，电话那头的人像百科全书，有求必应，着实满足了小孩子的好奇心。如果让小施同学像假肢姑娘那样，做一只手就能完成的工作，他的另一只手大概就能拂袖而去。

新大楼的附房有层临时性办公室，我暂时就在那里落了脚。李总忙得脚不沾地，人影都见不着。我突然就茫然了，每个人似乎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我根本连个领进门的师傅都没有。好在负责具体事物的汪总接管了我，他告诉我，那个话务室，他们简称为机房，将设立一台全市最先进的程控交换机，全电脑操控。

先进的东西并不代表简单有效，我就知道之前单位那台复印机，日产的，罢工的时候要专人过来修理。那专人来自上海，中年人模样，摆弄完他家的复印机，接着嘲弄我们这些金华人普通话说得好好笑。我看别的同事都当没听到，也只好在心里笑笑，都是南方人，彼此彼此，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先进的程控交换机是浙大负责的一个项目，开始这个项目之前，得先在机房里布置好电话线，什么时候整幢楼的电话线都扯进机房了，什么时候浙大的团队才能把他们的机器带过来。我就感叹二十一世纪的礼不是那么好献的，汪总办公室那台英文字母稍微多一点的传真机卡了，工程部没有一个人敢去拆，何况现在还要来一台最先进的。

巧的是工程部的经理认识我爹，而我认识他女儿。两爹曾是同事，两女儿曾是同学。虽然大家服务的是新大楼，讲起来也都是旧相识。同学爹说八十年代出国每年有名额限制，浙江省那年的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给了我姑妈的女儿。我知道我有个物理专业的学霸表姐，但是不晓得她留学的曲折。对于前尘往事，同学爹竟然比我还清楚，这就有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安全感。安装电话线的事情，属于工程部管，具体由电信局的专业工人实施。

工程部的小李同学通知我电信局的工人来了，我就跟过去打算看一眼。小李同学总是跟我抱怨他的头发没人能剪得好。他不说我也不会去注意他的头发，但他说完我就会忍不住瞧一眼。没什么不妥的，除了两边总会堆上一叠厚而整齐的鬓发。小李同学也是同我和小施同学一起入的职，但人家一开始就在工地上历练，短短两年时间，肉眼可见的比我们的体魄更加精悍不说，独当一面的能力也让我们相形见绌。老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入对行跟对人的小李混得风生水起，指使起我来毫不心软。

我娘总说，读书最难，其他手艺再难，有个三年也就出师了。她总是听之任之，不强求我能做些什么，我的懒散一半是被她惯出来的。看到电信局的工人来干活，而我主动凑上去，完全是被良心驱使的。

都是肉体凡胎，有人就得练就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能耐。电信局来的两位工人穿针引线，要把一捆捆电线分配到每个楼层。人从下往上走，线从上往下捅。楼层越往上，楼道越是显得很建筑工地。我跟在一边也帮不上忙，但是抽身而去也显得我很不地道。人家辛辛苦苦不就是为了我那间机房吗？于是在烟尘四起的建筑工地的楼道里，经小李同学引荐，我便跟在电信工人身边，在二十一层的空间里上上下下，兼顾辗转腾挪。

电信工人没有嫌我碍手碍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民间智慧集成的俚语，真是有道理。他们干活的本事我没学得来，故事倒是听得不少，比如脚手架上曾经有人掉下去，血祭大楼了。神乎其神的，去相信吧，让自己莫名害怕，毕竟以后要上夜班的；不去信吧，又辜负他们讲故事的热情。

电信工人最后的一道工序，在机房的接口面板上卡线，每一台分机都有相应的一个卡线口。卡线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暂且叫它卡线器。这把卡线器本来应该由工程部保管的，有需要增减分机数量让他们来解决。但是小李同学事务繁多，看我也能对付着用，便起了偷懒之心，直接交给我。

虽然有明目众多的部门，但大家互相照顾搭把手也是家常便饭。比如财务的小马经理，来找我的时候手上都顺便带一叠需要复印的资料，或者顺便说李总喜欢喝什么茶，于是，我前两年没机会做的端茶扫地擦桌子都有了用武之地。姚姐同样体恤我，给她女儿做的饼时常留一只带给我，我吃到的时候还是热的。凡人果真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体。

终于等到浙大的团队把程控交换机带进机房，一大一小两个人过来，大一点的是领导，是个能干活的领导，打开他们自己带来的手提电脑，接上交换机，打开页面进入程序便是一阵猛敲，手指翻飞没得停的，那交换机上的黑色屏幕便滚动起一行行鬼画符起来。看着他手指敲键盘，我心里在敲鼓，这个我完全不会啊。

等他们捣鼓完了，谢天谢地，轮到我的时候，只需要在交换机的面板上进行一些简单操作，旁边的显示器就会有反应了。这机器不仅负责转接，还负责每部电话分机的计数和计费。

那一大一小当中小一点那个，还是研究生在读，负责在将来对机器进行保修。我认认真真记下他的电话号码，救命的时候要用。我们腰间别的是BP机，人家拿的是大哥大。

这机房眼看就可以投入产出了，汪总让我去三楼挑四个姑娘来帮我，三班倒。我数学再不好，三班倒也不需要五个人，这等于是把我摘出了。

满心狐疑去到三楼，愕然发现什么时候大楼里多了几十号人。都是莺莺燕燕的可人儿啊，团团坐着，有人在给他们讲课。

讲明来意，机房要人，谁愿意跟我。呼啦啦举起了很多手，让我很感动，总算把队伍拉起来了。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告奋勇自我肯定的重要性，被我要了过来的四个姑娘，在一大群人面前，都当场表明她们有经验。我从来没有过她们的勇敢，做什么都觉得自己不能够做好。

我是个连自己都管理不好的人，这下子要我安排四个人的事务，心底里是虚的。不过我好歹是一个有夫之妇，于是，面对这几个丫头片子，直起嗓门：这个小姑娘，来，那个，来。就把队伍拉去机房了。

工作虽然很简单，只是一个部门也好，一个岗位也好，都有条例，有纪律规定。我还没想好我们应该怎样，就有专业的管理团队进驻到大楼了。机房这边也恭恭敬敬迎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的小伙子。人家省府来的，见多识广，我们都很用心地听他的那套理论。

末了，我就提了一个问题，这些小姑娘晚上睡觉怎么办？机房里还需要一张床。我的想法很简单，长夜漫漫，得睡且睡，不耽误接电话就行。西装小伙子直接就炸了，不可以。紧接着又搬出一套理论。

我问这几个有经验的小姑娘，你们以前上班的机房有床吗，半夜可以睡觉吗？有人就说有的。那不就得了，我再次和西装小伙子要求，得有张床。

小伙子不告而别，饭都没有在一起吃一顿，就再也没有见到了。汪总这个连邓爷爷划个圈的地方都闯荡过的顶头上司，倒是没有怪我乡土气息浓厚的思想格局。他带我去市里其他大楼的机房参观学习，然后定下来，可以放一张床，而且建议被子不要用棉花胎，灰太多。

汪总示范了他长者的风范，我却被姑娘们倒戈。有一天，有个小姑娘对我讲，请不要再称呼她们小姑娘了，她们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小姑娘。此话太让人尴尬了，不是有夫之妇就可以当长者的。推心置腹一番，我是队伍里最小的那个。

明明都知道我工作经验没有她们丰富，在紧要关头她们却把我推出去。比如有一天大楼检修，工程部要求机房暂时停机。我被姑娘们/队友们紧急召唤，要求处置一个外来电话。大概之前在西装小伙子面前霸气泄露得很了，队友们觉得这次也可以。

检修最大，规则最大，我不知道她们有什么好为难的。接起电话跟对方讲了情况，希望理解。没想到，电话里传来的是：我是张总太太，请给我转接张总。我一个小地方的人，也知道自己把自己叫做某总太太是很给某总丢脸的。接电话这种事，我不是专业的，斩钉截铁回过去一句：就是张总本人也不行。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形象呼之欲出了，可是我何苦把张总扯进来又给对立起来呢？

我们的饭碗有张总给的一部分，我总觉得这篓子是捅大了。我不是不知道谄媚，我谄媚起那个浙大小研究生来，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小研究生的业务量很大，天南海北地维护着他家的那些机器，小小年纪，满面霜尘。每次我看他在键盘上的操作，能把自己卑微到尘土里。我用私房钱请他吃牛排，还让有妇之夫作陪。我等张总来兴师问罪，不过一直没等到，这当中八卦太多，阴差阳错。

有夫之妇有了孩子之后，图省事把本该是工程部管的那把卡线器交给了其中一名队友，并把其中奥秘也一并告诉了她。有一天，小马经理发现大楼的话费收支不平，来找我。我大概猜的出是怎么回事，去邮电局拉了当月电话明细，找了猪队友核实，然后收回了卡线器。我有些失望，之前尽力为她们着想了，能担的担，能挡的挡，还是出了岔子。这下连汪总也知道了，公司给了惩戒，猪队友一个月工资都不够补交那流失的话费。

有一天我去机房转悠，见到的是张陌生的脸。小姑娘，这回真是小姑娘，那么好看，笑起来让人一眼就看到她的一圈小钢牙。猪队友不来了，公司重新安排了一个。

机房算是个好的工作岗位，冬暖夏凉，三餐无忧。门上贴了一张“机房重地，闲人莫入”，把门一锁，自己就是自己的国王。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小姑娘那么年轻啊，刚刚高中毕业。我隔三差五去看看她，看她明眸善睐，看她笑靥如花，看她怡然自得。我之前听那些队友讲述她们工作以外的生活，各有各的乐趣，各有各的烦恼，相同的是，她们都承担起了生活的重量。而小姑娘呢，虽然她还有个弟弟，还不是家里最小的，但是生活于她，还没有份量。

我跟她讲我谄媚的浙大小研究生，我对她说不应该呆在这里，得去上学啊。我一厢情愿地希望她走向广阔，除了学习，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帮到她。而小姑娘总是笑，不管我说什么她都笑给我看。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有一天，这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来告诉我，她把我说的那些话都讲给了她妈妈听，她妈妈给她在杭州找了一所学校，她要去读书去了。

我也想像她那样笑起来。小姑娘去争取了，小姑娘的妈妈便也同意了，多简单。

我不知道小姑娘后来如何了。我没有先见之明，不知道学校对小姑娘来说，是不是一个更好的去处。1999年，我们都没有伴随着新大楼，走进崭崭新的二十一世纪。我们走了不同的路，却都是希望到一个新的地方，见一处繁花盛开。